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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现象
刘志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
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对该
书颇有微词，按照大陆史学界传统的看法(其实也是在50年代以来)，这很难算是
学术著作，没有大量的引文和资料，没有条分缕析的章节，通篇是大白话，不过
是一本通俗小册子，上不了专家的案头，当然更不劳专家去评论。
虽知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装帧简单的小书，销售额逐月上升，在史学
著作发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
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记得在南开大学第一届社会
史的讨论会上，我与明史老前辈郑光挺教授坐在同一饭桌，他对此侃侃而谈，大
意是明末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作者能把这一时期关键性
的人物，典章制度和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融会贯通，系以一年，抒发自己的见
解，以简约流畅的文笔，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会状况，是有功力的。当下《历史
研究》的编辑就向郑老约稿，表示要支持一下这本书，郑老指向我说:“你约
她写。”我因为手中忙于他事，不便承诺，虽经多次催促，也未能启动。
虽然我没有就该书写评论，但非常关注这本书的社会反响，眼看一版再
版，由简装而精装，其销量十多年不衰，可谓创下了历史著作出版的新记录。尤
其引人兴趣的是，《理论信息报》在80年代曾经刊载，在作家中进行“最近读什
么书”的调查，有6 个作家列出近期阅读的书目，各人都不相同，连当时在文
学界最走红的刘再复作品，也只有1 个人次，唯一的例外是《万历十五年》，
同时出现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其概率是6 分之 2，比其他作品每种只占6
分之1 来说，高出了一倍，而且是跨了学科。虽然这只是短时段的抽样调查，
不无局限性，却对史学界提出了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 大陆已出版的历史著
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调查中没有一本打进作家的阅读书目，只有《万历十五年》
有此幸运?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
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
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 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对我说:“ 看了你
的一篇学术论文，写得不错，能有几个人看哩? ”我讪讪地回答:“大约就是同
行吧。 ”“同行中有多少? ”“也就搞相同课题的人，还要有机会看到这一
杂志的，十几个、几十个，不会多。”作为一门在古代显赫一时的历史学，在现
代的读者愈来愈少，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反映史学的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发生了变化。是人们对历史丧失了兴趣? 不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阅读的
内容愈来愈加多元化，但是选择的多元并未冲淡对历史的兴趣，影视中最走俏的
是历史剧，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都拥有广大的观众，那么这方面的问题不在读
者的话，那就要请作者反思!
在《万历十五年》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时候，在圈内叫好的却不多，至
少在80年代是如此，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墙里开花墙外香”。要知道在极左
思潮泛滥的时候，史学是个重灾区，不仅是评法批儒搞乱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阶
级斗争绝对化的影响和言必称马列、论规律的空疏学风，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生
动活泼的历史，变成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一状况迟迟没
有改变，80年代初学术界流行一句顺口溜:“ 解放了的哲学，活跃的文学，繁
荣的经济学，沉默的史学。”如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在文史哲经四
大学科中处于滞后的局面。《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
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就是将一个王朝
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大陆30年见所未见；
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就引人入胜；
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想，如果不
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陆，只要有类似的特点，也一样
有轰动效应。
然而可悲的是，在读者以自己的选择表现好恶倾向的时候，史学界的同
仁并非都能由此促进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甚至有囿于成规的，对《万历
十五年》置以不屑。读者的选择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两向背反，这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历史学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使史学读物
成为政治读物的一种，又有谁敢在史学问题上与政治较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李秀成、海瑞等等许多历史问题的论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的，民
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自我
意识的觉醒，对《万历十五年》倾注的热情，反映了民众渴望史学变革的愿望，
而圈内的史学工作者却滞后民众的需求，造成“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可称为
“黄仁宇现象”，这一现象又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并非是黄仁宇先生的力作，在这以后大陆相继
推出他的《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纳逊河边谈历史》也
未引起如期的反响。但是《万历十五年》发行的常盛不衰，反映了大陆至今还没
有取代它的同类著作，是大陆缺少行文论史的高手? 当然不是，是史学工作者
无视读者的需求?也不是，从六、七十年前史学大家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
生》、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名著成为雅俗共赏的上品来说，国内史学界并不
缺少学术著作通俗化的传统，为什么现在的同类作品反而难如人意? 这既不是
作者和读者的问题，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学术导向有所缺失或偏差?
自然科学界已有这教训，出重金悬赏优秀的科普读物，经年无人问鼎；
鼓励、邀请著名科学家写作科学人文著作，更是门庭冷落。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大
自然为研究对象，面向读者并非是专业方向的话，社会科学界以古往今来的社会
为研究对象，面向社会的需求理应是天经地义的任务，而社会科学界连自然科学
界的这一步也未做到。如果说是全不理会，也不是，试看时下的有关社会生活的
历史读物，热热闹闹，花花哨哨，仔细一琢磨，这全是市场运作，靠市场驱动并
不错，但市场的急功近利，又肇致此类读物低水平的简单重复。要提高这类著作
的水平非要有经年累月的积累和研究不可，这又缺乏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励，
以与民众最贴近的社会风俗史研究来说，至今尚未进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范围，
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关风俗通、风俗论的佳作迭出，东汉的应劭，清初的顾炎武，
都以一代大师之才写出传世之作，至今此类题材反而视为另册，岂不是咄咄怪事?
看来史学研究资助的重点仍然拘守于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等传统项目，
史学研究尚未走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范畴，而这一范畴已形成研究课题和写
作体裁、风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写作才能的发挥，因为违背这一程式
的往往不被学术性所认可，横跨在作者头上的无冕之王----职称，更是一把杀手
锏。种种导向都限制了从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深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
以锐不可挡的态势，改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定位，史学著作也失去
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成为茶余饭后的
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
对专事研究王朝盛衰，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抱负、大事变、大业绩的治史传统是个
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到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领域，
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
大雅之堂。在读者、作者和市场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科学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
这一迅速变化的趋势，以鼓励和资助的方式提高此类著作的含金量，而把这类民
众最关心的课题弃之市场运作，而市场急功近利的操作，短平快地成批生产，使
得这类作品缺少学术研究的基础，数量愈多，质量愈差，好作品难得一觅。出版
热点与研究热点的分离，在市场经济中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长此以往，国家鼓
励的，不是社会需要的，社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国家看中的，又何以提高大众读物
的水平? 《万历十五年》正是从这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
在80年代初约稿未写的书评，想不到在黄仁宇先生逝世后，又受到约稿。
18 年过去了，回顾这一历程，“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
研究应该走出为政治服务的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
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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